给北京市长当外教:一个加拿大农村出生的人,讲中国式关系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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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ohn Lombard 居住在中国大陆已23年,现定居东莞,工作地方则在广州,每次往返都以地铁及高铁作为交通工具。摄:林振东/端传媒

John说,在中国,搞关系、讲面子就像挤公交车,你可能不喜欢,但你愿意被落下吗?

2001年,加拿大人 John Lombard 受时任北京市长刘淇之邀,到市政府餐厅参加一个午餐会,座上有中国首都的市长、副市长等“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府官员”。当时,John 是刘淇的英语老师,训练他用英语进行申奥演讲。

午餐中,一位副市长对 John 很感兴趣,问道:“现在北京市长是你的学生,你有很好的关系,你向他要求任何事他都会帮你的,所以你想要什么呢?”

John 知道,这位副市长期待“帮我开公司”“帮我做生意”之类的答案,因为在对方眼中,他大概只是许许多多不懂中国的外宾之一。

但 John 的回答是:“是的,你说得对,我的确非常需要他的帮助,我现在还没结婚,希望市长能帮我介绍一个24到28岁的女性,他的爸爸是政府官员的那种。”

满堂大笑,John 知道他回答出了那个最正确的答案——“我了解和他们接触时要说什么,要怎么表现,”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这段往事时,John 如此评价自己。

在中国大陆23年,出身加国小农村的 John 做过英文老师,做过“出租外宾”、酒店前台,如今他开了家跨文化培训公司,还是企业家论坛的组织者。中国社交中最为微妙的两大命门——“面子”与“关系”,他不说炉火纯青,也是游刃有余。

而且,他比中国人更明白,一张洋人白面孔可以带来的额外滋味。

从屁股坐哪儿开始的面子课

John 不常与人谈论自己与中国政府交往的经历,尽管“教过北京市长用英语进行申奥演讲”这样的事,在社交圈、生意圈中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谈资。但“他是北京市长,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形象的,但他需要一个外国人的帮助,”John 认为,说出去后,“他会觉得自己丢了面子。”

这对上的“敬”,是 John 学习“面子”的第一课。

那是1993年,26岁的 John 初到中国,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山东青岛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。同事们迎接他,请吃饭。进了饭店包厢,John 一屁股坐在了正对门口的位置——中国文化里留给饭局中地位最高者的首座。一行同事要求 John 起身,将座位让给一位校方领导。

第一天就搞砸了,John 想,虽然那“不过是个圆的桌子!”

John 还有另一个考虑:中国式关系,越“密”越强,尤其当对方是政府。

在 John 的认知中,中国人的合作精神不是建立在契约上,而是私交上。西方人做生意,在办公室,商量细节,白纸黑字,签了合同就散会,中国人呢?“老板会说先去吃个饭吧,喝酒吧,唱歌吧,两三天了,都是吃吃喝喝,不谈任何生意。”有关系,没有合同也能合作好,没关系,签了合同也形同虚设。在交货期的最后一天被厂家放鸽子、货物生产保密协议被破坏,这些 John 都经历过。

而在对政府这样的高阶关系中,“如果我说了政府不喜欢的话,我会失去所有与政府有关的机会,我会没法开新公司,没法续我的签证,”John 说,“和政府打交道永远需要小心,如果你要在中国长时间待下去的话,你只要有一次惹中国政府不高兴了,你就不会再有另外的机会了。”

教过市长也好,去过高官饭局也罢,少说少错。

要成功,先私下找老大

这也是错过才学会的事。

1998年,明白在中国当“外教”没前途的 John 决心“下海”,在青岛的一家五星级酒店,负责国际业务开拓。一开始,他很认真,做市场调研、搜集意见、访问员工,硬件、服务、管理、运营……里里外外研究了三个月。

研究结果他向董事会汇报了足足6个小时,把酒店的问题和改进方法一五一十全摆了出来。会上,董事们拍手称赞,“专业”,可以立马行动。

但散会后,一切戛然而止,计划一个都没有付诸实行。更糟糕的是,John被告知不准再插手相关事务。

John 分析,是自己“犯了错误”。

“他们都是五六十岁,有二三十年在酒店工作的经历,我那时35岁,没有在酒店工作过,但我对他们说,你们做错了,我做对了。如果他们用我的想法,做对了,别人就都会知道那是我的功劳不是他们的,他们会没有面子,如果不管我(的提议),即便他们不成功,他们还留有面子。”

“在中国,面子比成功重要,”他领悟。

“犯了错误”的 John 头衔不改,但被打发去接待外宾,还要给独自商旅的外国男客人找小姐,用蹙脚的普通话和小姐们讨价还价。他不喜欢这个工作,却对行情了如指掌。“整晚,一小时,两小时,做什么,不同的价格我都了解。”

半年后,John 找了新工作,离开了青岛,进入了上海的一家五星级酒店,还是负责业务开拓。

这次,John 没有直接找董事会汇报,而是私下找董事会主席先交代问题,主席同意的方案就继续,不同意的就放到一边,最后再由主席向董事会汇报,“由‘他们老板’交代问题”。

这一次,酒店采纳了他的意见,“我成功了。”

John 认为,在中国23年,这是他在社会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。一样的事情,搞没搞关系、重不重面子,结果截然不同。

避免成为“外人”,但无须避免作为“外国人”

私下会“做工作”,枱面上得会喝酒。

John 可以完整地说出一套中国酒场的流程:先是花十分钟争执谁要坐在哪,每个人都在推让那些偏尊贵的位置;然后是点菜,作为外国人,John 总是被首选负责点菜,这是一个展示自己对中国博大饮食文化的理解的机会,点水煮鱼一类的川菜可以比糖醋里脊显得更“中国”。然后开始喝酒。

第一杯必须是饭局主人致敬全场,两三分钟后,再由宾客挨个站起来感谢主人。之后要看桌上有多少重要人士,多的话要每个单独敬一次。成群喝过之后,大家天南地北地聊一圈,家人,孩子,毕业的大学…“做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理由,找出两个人的共同点,任何事,只要对上了,就可以说‘来来来,喝酒喝酒’。”

中国酒桌,规矩森严,除了喝酒的次序和对象,还要注意干杯时杯子的高度和祝酒词等。守规矩,就是给面子。

给面子的重中之重是,一定要喝醉。“中国人认为人在喝醉的时候才是真实的,如果你跟我喝醉再聊天,我就会相信你,我们的关系才会比较好,”John 如此解释,而关系好,合作难度可能降低很多。

可无论喝得多么顺遂,John 最常被挑战的依旧是“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”。答不好,是不懂规矩,外国人就是外人;答好了,大家是一路人,往往能事半功倍。John 的艺术是:避免成为“外人”,但无须避免作为“外国人”。他明白,这张脸,这重身份,可以是撬动中国人的奇妙支点。

1995年,John 在中国的第三年,当时常住青岛的外国人不超过10个,有位“政府里的”人找到 John 任教的大学,提出邀请一位外国老师参加子女的婚礼,酬劳五百,只要到场吃喝即可。John 自然成了首选。

到了婚礼现场,John 才发现远不止吃喝那么简单,他的“外国人”价值被用到了极致:被要求在婚礼上致词,向着陌生的新人和满场宾客,大赞这是多么天造地设的一对;被要求和新人一样,在舞台上玩些“一根绳子绑著糖果只能用嘴接”之类的婚礼游戏;他还被安排在了只有与新人关系最亲密的家人朋友才有资格坐的“头桌”,坐在全场最显眼的位置,应付著好奇的宾客不断和“外国友人”干杯的请求。

John 成了那场婚礼上最忙碌的人,跟在新人后面敬酒,在一轮轮的干杯中喝到婚礼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。

“他为什么选择我?因为他们需要面子,”John 事后总结,“我在发言时,大部分宾客根本不在乎,重要的事是,他们的照相机和视频,会记录下有个外国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”

“他们有一个外国人,这是唯一重要的事。”

这以后,John 参与了更多“租用”业务,他曾在青岛本地制作的电视剧里,扮演一个关心女下属、但被下属儿子捉弄的洋老板;在家居展销会的门口反复招呼“你好,进来看看!”;在青岛电视台要求下,连著参加了三届外国人唱中文歌大赛,不过执意把领导要求唱的《我的中国心》换成了《同桌的你》……

之后再接婚礼的活时,John 把“租金”提到了1500元人民币一场,相当于他1995年时一个月的工资,但他很自信,“他(雇主)告诉别人是花了一千五请到我,说出去多有面子啊。”

2014年,John 成了一名中国女婿,更加不是“外人”了,但他一直没拿中国绿卡,要是拿了,他就得放弃加拿大国籍,还得换上不那么方便的中国护照。

追逐关系和面子就像挤上公交车

今时今日,John要把自己的洋脸孔,用在更高级、高回报的关系上。

21世纪初,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,外商来华经商需求日渐上涨。John 离开了上海的五星级酒店,在北京开了一家名为 New Leaders 的跨文化培训公司,帮助一头雾水的西方生意人与中国人合作。

10年之后,John 从北京向南,到了广东,成为一家原料公司和文化培训机构的老板,还筹备起了一个论坛,目标是让企业家们“互相介绍朋友”。John 打算,从外国人开始,先把论坛的名声打出去,届时不愁没有对“关系”趋之若鹜的中国企业家,“因为中国人不会乐意主动分享信息,所有的事都是秘密。”

John 设想,这个论坛能给他带来重要的关系网,最好能在一两年后遍布全国。他说,如果可以选择,他还是喜欢西方的交往方式,简单、直接,“面子”和“关系”太难,学了这么多年,他只能做到避免犯大错。

可是在中国,追逐关系和面子就像挤上公交车,“大家都这么做,你不这么做就上不了车。”他可不想被落下。
 
转自:端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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